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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日京 (1929 – 2013)，國立臺灣大學森林學系教授。曾任職於林業試驗所等單位，為臺灣植物分類學界重要學者。

廖日京在1952年6月畢業於臺灣大學森林學系，1953年8月進入林業試驗所工作，1958年8月轉至臺灣大學任農學院附屬農場技士，1962年成為森林學系講師，翌年8月起兼任植物系與植病系講師， 1967年8月升任森林系副教授，1973年8月升任教授。1979年起及1992年起分別至文化大學及輔仁大學任兼任教授。1995年1月退休，9月起任森林系名譽教授並在森林系兼課。廖日京曾開設「樹木學」、「植物分類學原理」、「樹木分類學」、「觀賞樹木（公園及行道樹）」、「植物拉丁文」與「國際植物命名法規」等課程。[1]

除了教學工作以外，廖日京長年從事森林植物之研究，不僅作育英才無數，研究成果亦相當豐碩，對於臺灣森林植物分類學，特別是在桑科榕屬、樟科與殼斗科方面，作出相當大的貢獻。廖日京著作等身，其重要著作包括《臺灣木本植物目錄》、《樹木學》（上下兩冊、與劉棠瑞合著）等。此外，廖日京亦參與《臺灣植物誌》第一版及第二版的編寫，並在退休之後自行出版了多本研究相關著作，包括了《臺灣樟科植物之圖鑑》、《臺灣樟科植物之學名訂正》、《臺灣殼斗科植物之圖鑑》、《臺灣殼斗科植物之學名訂正》、《臺灣被子植物之形態分類學研究》、《臺灣桑科植物之學名訂正》、《植物拉丁語》、《國家公園》、《植物園》等。發表論文更多達一百多篇，如：〈臺灣之木蘭枓植物〉、〈臺灣之海桐植物〉、〈蘭嶼之樹木〉、〈臺灣羅漢松科植物之訂正〉、〈臺灣殼斗科植物之新組合〉等。與劉棠瑞合著的《樹木學》在1981年獲行政院新聞局金鼎學術獎，1991年以《臺灣桑科植物之學名訂正》為代表作獲吳三連學術獎。自1992年起，廖日京亦兩度榮獲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優等研究獎。

廖日京在2013年過世，留下了相當豐富的手稿、研究資料與研究發表，超過半世紀學術生涯所累積的各種研究，為建構臺灣森林植物研究發展史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料。本文將從廖日京的童年成長，以及青少年時期於淡水中學（現淡江中學）求學時期的經歷，嘗試描繪其性格養成，並以廖日京的學與思為主軸，一窺廖日京的學術研究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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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童年的上池醫院
廖日京在1929年1月16日出生於日本京都大學後方的吉田山麓，這也是名字「京」字的由來。廖日京之所以出生於日本，乃是因為其外祖父黃文陶於1927年攜家帶眷赴日，當時廖日京的母親黃玉（後改名為黃素貞）為黃文陶的養女，亦隨全家移住日本，後經由介紹與廖日京之父廖樹生在日本結婚，生下了廖日京。黃文陶在1932年帶著全家返臺，當時才三歲多的廖日京亦隨家族返回臺灣定居，之後就讀於嘉義東門公學校（現嘉義市民族國小）。

廖日京的外祖父黃文陶 (1893 – 1970) 出生於彰化，自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畢業後，1918年在雲林西螺開設上池醫院，1927年結束了西螺的上池醫院，攜眷赴京都帝國大學醫學部附屬醫院擔任醫局員，1932年取得外科醫學博士學位。1932年返臺後，翌年於嘉義市中心的「檨圃」，仍以「上池」為名開設醫院。且在醫院的另一側蓋起一棟二層木造建築，用作住所。住所的二樓「靜香書室」為黃文陶的書房，時有詩社等文人雅士在此聚集。[2]

上池醫院位於現嘉義市東市場一帶。2023年1月12日筆者走訪該處已不見上池醫院，經訪附近耆老，只能大概描述上池醫院的位置，雖然記憶略有不同，但一致的回應均是醫院非常的大，然而幾十年前已經拆除。此外，根據曾任上池醫院的醫師謝文彬回憶，醫院佔地約三、四百坪，關於醫院與住家的空間分佈有以下的描述：

當年的上池醫院只有單層，入口一進去是走廊，左邊是藥局，在過去是照Ｘ光室，藥房對面向內是醫師與護士用的餐廳；右邊是候診室，在過去就是診察室，診察室對面向外相隔走廊是手術室兼開刀房，另外一邊則是廁所。……當時藥局的旁邊有一間醫師公會租借的地，作為醫師公會辦公使用，……醫院與後方病房之間有個庭院，都是給病人使用，家裡的起居空間都在家厝那邊。家厝與醫院的入口，面臨中正路，各有一個大門，家厝這邊的大門比較少開，而家厝與大門之間有個防空壕，更早以前是游泳池，要給小孩玩水游泳的地方，戰爭開始後才改為防空壕，家厝與醫院之間以路相通。[3]

廖日嘉也曾在訪談中提到「房子從廚房到客廳，總共有五十公尺長……我們都在那邊開運動會，從大門跑到廚房，比賽看誰跑得比較快。」

在廖日京文物中，有一批廖日京拍攝的上池醫院底片，為戰後上池醫院不同時期的影像。據黃文陶次子、曾任臺大醫院院長的黃伯超回憶，提到黃文陶晚年因覺年事已高，不再開業，而醫院近東市場，交通繁忙時段使得出入困難，於是便拆除了醫院棟及病室棟，並將這塊地挪為市場使用。[4] 上池醫院醫師謝文彬與廖日嘉的回憶以及影像紀錄，正好呈現了上池醫院興盛時期的風采以及拆除醫院主體用作雙忠市場，及雙忠市場的蓋建完成。

2. 祖父黃文陶
在黃伯超的傳記中提到，黃家熱鬧非凡，黃文陶為了報答叔父的養育之恩，照顧了堂弟的10個小孩，加上自己家裡6名小孩，1名養女及其4名子女，全部約20位小孩。[5] 文中的養女指的就是黃玉。

黃家雖然人口眾多，但因黃文陶經營醫院有成，經濟情況相當良好。廖日嘉曾笑談小時候買枝仔冰都用十塊錢買，就像現在用幾千元買冰一樣，把賣冰的嚇到，「黃家就是臺灣的好野人（有錢人）」。廖日嘉也說到印象中的黃文陶「他就是個很正氣的人，我從來都沒聽過他說別人的壞話，是像孔子那樣的聖人」。而談到胞兄廖日京，廖日嘉說「他人真的好！我整個人生沒遇過這樣的人」，「他無論是做人還是做朋友，對誰都很老實」。廖日嘉又說到，黃文陶一家都「古意」、「很認真讀冊」，「我阿公就是（就說），學識是最重要的」。[6]

廖日京居住於臺北時期，黃文陶曾北上探望，啟程之前會先以明信片通知廖日京，[7] 明信片中亦曾要廖日京將其所編《中國歷代及東南亞各國祀孔儀禮考》一書，致贈給臺大森林系的老師周楨。[8] 在廖日京文物中有一批舊式的大張底片，由底片影像中出現的人物來推測，應該是廖日京在林業試驗所恆春分所工作時期，黃文陶與黃玉至墾丁探望廖日京時所拍攝的照片。上述這些生活上的點點滴滴，流露出黃文陶對廖日京的關愛與照顧。1965年3月，當時東京農業大學教授上原敬二 (1889 – 1981) 來臺進行樹木調查，在臺期間受到廖日京的款待，回到日本後寫信給廖日京。其書信內容表現出了黃文陶這位大家長的風範：

接連多日伴我遠行，如同親人般照顧的無微不至，在恆春、嘉義得到了貴重的資料，您盡力的安排以及介紹當地的主任，達成了我多年的願望，實是衷心感謝。特別在嘉義介紹我與尊祖父認識，並榮幸接受食宿款待，無法忘懷，深深獻上感謝。[9]

在這裡看見了黃文陶愛屋及烏，熱情款待廖日京的友人。這樣的風範再加上廖日京天性溫厚，養成了廖日京在待人接物上溫情的性格。

3. 淡水中學校時期
在廖日京之弟廖日嘉的訪談中提到，由於未考取嘉義中學，廖日京在1941年4月進入私立臺北淡水中學校受中學教育。或許是獨自一人負笈北上住校的關係，關於淡水中學校時期，廖日京留下許多的回憶手稿、發表等。在其中一份手稿中，記下了他在淡水中學校時期的生活狀況與事件。[10] 例如寫到，一年級時的伙食是「早晨稀飯、中午雜炊稀飯（或冬粉）、晚間乾飯」；1941年12月8日，廖日京記述「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展開，紅毛城英國國旗下降，全體學生集合在雨天體操場（現大禮堂），校長訓話」；隔年1942年1月，「紅毛城領事館關閉」。三年級之時，太平洋戰爭的緊張氛圍逐漸接近臺灣，廖日京記述參與了「北新莊防空築堤作業」並在「沙崙（海水第二浴場）觀測指揮所防空洞作業一個月」，當時伙食為「冬瓜、南瓜、空心菜及高麗菜乾（俗稱茶粕），便當菜為蔥與燒味噌」，並且1943年3月「高爾夫球場栽植甘藷作業開始」。到了四年級，「校外防空隊正式成立，由四年級住校同學擔任隊員，有事即帶鋼盔馳至鎮消防隊駐屯（前武德殿）」、「海軍基地築堤作業一ヶ月」。關於戰爭的親身經歷，廖日京也記下了1944年10月12-14日的淡水大空襲。

臺灣沖航空戰開始連續三天半。淡水首次受到空前大空襲，克拉曼艦載戰鬥機十四臺由竹圍轉回攻擊淡水（海軍基地、血清所及沙崙第二海水浴場）
三角洲山下氏一家全滅，街上滿目瘡痍，防空隊員全日無食，至晚間石孜義先生（化學之明石先生）之協助始食一頓，飯丸二個，菜為福神泡菜少許。
十三日早晨六時半經石孜義先生之率領下住校學生全體（一半已歸家，僅留一半吧）離開淡水步行向小基隆方向行軍三公里至某一相思樹林坡避難。

上述的淡水大空襲就是太平洋戰爭史上著名的臺灣空戰（1944年10月12-16日、日語「台湾沖航空戦」）。這段記憶不只出現在手稿中，更重複地被廖日京寫進淡水中學校相關的回憶文中。廖日京親眼目擊了觀音山上空滿滿的美國軍機，耳聞日軍高射砲的爆炸聲，並且廖日京亦記錄了跟隨學校老師避難，以及沿途所見之慘狀。[11]

由上述的記事來看，廖日京的中學時期幾乎與太平洋戰爭相始終，不僅參與了戰時勞動，更親身經歷了大空襲，留下與學校同學、教師的深刻共同記憶。中學畢業之後，廖日京與同學仍有書信往來，信中內容多為回憶過往以及互通同學和師長的近況。在廖日京的淡江中學同學通訊錄上，記下了密密麻麻的教師、同學消息。甚至廖日京還曾經透過日本報紙「朝日新聞」尋找中學時期的英文老師常盤正彥，而該則尋人啟示提供的聯絡人是當時任職於東京大學總合研究資料館的大場秀章。[12] 除了書信往來之外，廖日京亦時常以校友身份參加淡水中學校的活動並且捐款給學校。在《淡水中學通訊》中有則記事提到，廖日京在1975年遭遇空難負傷住院期間，突然有感中學時期宿舍伙食不佳，因此出院三日後就捐了22,000元給淡江中學（當時其月薪僅6,000元）。[13] 此外，廖日京亦曾將中學時期的記憶與研究集結成冊自行出版，如：《懷古滬尾》、《空襲淡水與第13864部隊》、《淡江高級中學植物目錄》、《軍隊與中學的軍閥教育》等。

1. 廖日京上課筆記的參考書目
在廖日京文物當中，留有多本大學時期修課時所作的筆記。翻開筆記的第一印象，就是工整的字跡與井然有序的排列，十足體現出廖日京為人謹慎仔細、有條不紊的處事風格。如果再細看筆記中記載的授課大綱與參考書目，可以發現一件事，那就是幾乎各科的筆記中，都會出現日文的參考書籍。

大四時，廖日京修習「樹木學」，當時的授課老師為劉棠瑞，參考書目有早田文藏的《臺灣植物圖譜》10冊及金平亮三的《臺灣樹木誌》，且多有引用早田與金平的論說以敘述各種樹木在臺灣的分佈情形。[14] 同為大四時，「林政學」的授課教師是黃希周，除了日文參考書目，如本多靜六的《林政學》、小出房吉的《森林政策》、川瀨善太郎的《林政學》與《林政要論》，以及薗部一郎的《林業政策》等以外，在廖日京的筆記中有長達九頁的篇幅，介紹了日治時期臺灣的林業行政。從劉棠瑞與黃希周的留日背景來看，課堂筆記出現「日本知識」並不令人意外。

然而廖日京修習王子定的「造林學（造林學本論）」與「造林學各論」[15] ，以及周楨的「測樹學」、金孟武教授的「林產製造」[16] 時，筆記中卻仍然出現了日文參考書籍，且「林產製造」這門課的日文參考書更多達14本。王子定留學法國，周楨留學德國，而金孟武畢業於浙江大學農化系。上述教師雖未具留日背景，卻仍可在廖日京的課程筆記中發現為數眾多的日文參考資料，背後的原因可能是甚麼呢?

近代中國知識界面臨的重要課題之一，即是西學東漸的應對。晚清的張之洞認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在勸學篇中指出「西學甚繁」，經由「東人」，也就是日本人的篩選、酌改後導入中國。學者沈清松指出這是藉由日本來「接引」西方科技。[17] 另一方面，日本曾於清末民初，派遣了大量的日本人教師（當時稱為日本教習）以及顧問至中國。民國以後，日本政府為了對應西方教會學校所代表的西學勢力，1923年成立了「對支文化事業」，補助中國留學生留學資金、日本國內中國學術研究、東亞同文會及同仁會等中國教育醫療及中日兩國交流事業。[18] 當時任教於北平大學農學院的周楨，即曾取得「對支文化事業」的補助赴日考察農業。[19] 另一位當時就讀東京帝國大學農學部林科的李達才，於1928年三年級時的修學旅行及1936年的赴日考察，亦得到「對支文化事業」的補助。李達才為後來鼓勵並陪同廖日京之師劉棠瑞至日本留學之人。[20] 總而言之，論及中國的近代科學教育，日本的影響是無法忽視的。

藉由上述自中國來臺赴任教師的近代中國教育背景，或可理解廖日京在大學時期所接受的教育，除了臺北帝國大學的遺緒之外，其實來自中國的教師所教授的知識中，亦有「日本知識」的成分存在。

廖日京三歲後回到臺灣，自然對於臺灣的人事地物等風土十分熟悉，而當時日治時期的中小學教育背景，又使得廖日京從小就具備了嫻熟的日語能力，加上臺大森林系時期所得到的林學專業知識中，亦包含了日本學術系統成分。可想而知，日後與日籍植物學者的交流往來，對廖日京而言並非難事。不過，臺灣大學就讀時期，學校內雖仍有戰後留用的日籍學者，但廖日京的書信中尚未見到其與臺北帝國大學留用教師的往來書信。

2. 劉棠瑞與廖日京
前面提到，黃文陶與廖日京接待的日籍友人上原敬二，在當時是東京農業大學的教授。 戰前上原在東京帝國大學農學部林學科研究所時期正是明治神宮營建之際，上原隨從其師本多靜六（日本林學之父）參與了明治神宮造園的計畫及施工，是日本的造園學大師。 從上原的學術背景來看，除了同為森林學者外，與廖日京並無交集。那麼，為何廖日京會與上原敬二結識，並款待其訪臺行程呢？這個問題，要先從廖日京的大學時期教育養成，以及廖日京的老師劉棠瑞(1910-1997)說起了。
劉棠瑞在1947年來到臺灣，是廖日京大學時期「樹木學」的授課教師。廖日京在林業試驗所恆春分所任職期間，亦曾寫信向劉棠瑞報告植物調查情況[21] ，而廖日京轉職到臺大森林系，與劉棠瑞成了同僚。日後，劉棠瑞亦與廖日京合著了教科書《樹木學》以及共同發表了多篇論文，足見關係之深厚。

前文提過廖日京曾接待上原敬二訪臺一事，就是因為劉棠瑞的介紹而促成的。關於留學日本的劉棠瑞其日籍植物學者人脈網路狀況這點，由1987年劉棠瑞在雜誌《植物分類，地理》所發表的〈北村四郎博士八十高寿祝文〉一文[22] ，可以觀察到一些有趣且重要的線索。該文描述1933年劉棠瑞就讀京都大學時，同研究室有北村四郎、大井次三郎、田川基二、芦田譲治、濱田稔、加藤一男等人。在學期間的某年夏天，因為暴風雨來襲，原本研究室所在的動植物學教室遭到了破壞，因而借用了地質礦物學的二間教室作為研究室使用。可能是由於暫借的教室較為侷促之故，使得研究室成員們在這期間互動更為頻繁，與北村、大井、田川的關係也更為熟絡。北村四郎、大井次三郎、田川基二在1930年代均來過臺灣進行植物採集與調查，[23] 彼時的臺灣在日本統治之下，許多學者紛紛來到臺灣這新天地一探究竟。

透過劉棠瑞於日本求學時期所建立起的人脈，後來給予廖日京許多與日籍學者接觸的機緣，例如上原敬二。鼓勵劉棠瑞至日本求學的李達才，其師三浦伊八郎為上原敬二老師本多靜六之女婿，以此廖日京得以透過劉棠瑞結識上原敬二並且接待上原。[24] 上原在給廖日京的書信中寫道：「承蒙劉老師種種熱忱的照應，甚為感激。因老師的介紹得以認識兄長……」。[25] 這裡的劉老師指的即是劉棠瑞。

又如大井次三郎於1967年春天在臺大農學部森林學系開設「高級樹木學」與「拉丁文」課程，由此廖日京得以與大井次三郎結識。而大井至臺大開課一事，在大井所寫〈故島田弥市氏のこと〉一文中提及，是因為很久以前就與劉棠瑞約定好的。[26] 在廖日京文物中有一筆記本，即為廖日京為大井課程講義所作的中文翻譯。[27] 在廖日京的採集紀錄簿中亦有記載陪同大井至陽明山、嘉義埤子頭站、嘉義農試所、日月潭、頂社與明潭等處。在大井之後，1968年來到臺大森林系任客座教授的是水島正美，在水島寫給廖日京的書信中亦提到了劉棠瑞。綜合上述，經由劉棠瑞的介紹，從上原敬二開始，廖日京也慢慢地建立起了與日籍學者往來交流的人際網路。

(接下篇)

[1] 「臺灣大學歷年課表」（https://course.lib.ntu.edu.tw/?q=taxonomy/term/all）

[2] 蔡錦堂主訪, 徐聖凱撰著. 2012. 黃伯超先生傳. 前衛出版, 臺北. p27 – 29.
該書介紹了「檨圃」的由來：古檨圃位於今日的嘉義市中心，清朝時期即已設置，與嘉義縣署相鄰，為芒果樹蔭遮覆的庭園，是諸羅八景之一。日治初期，因廢縣署，「檨圃」亦廢，直至中期為黃文陶所有，恢復故景，是上池醫院的後院。

黃伯超 (1926 – )，為黃文陶次子，臺灣大學醫學系畢業，日本東京慈惠會醫科大學博士。曾任臺灣大學醫學院院長，專研營養學。

[3] 蔡長恩. 2019. 上池醫院. 108年嘉義市老醫館故事撰寫勞務採購案成果報告書. 嘉義市政府文化局.

[4] 黃伯超的回憶轉引自 蔡長恩. 2019. 上池醫院.

[5] 蔡錦堂主訪, 徐聖凱撰著. 2012. 黃伯超先生傳. p43.

[6] 2022. 廖日嘉訪談. p265, 268, 284。

[7] 〈黃文陶寄廖日京明信片〉（「廖日京文物」編號002562.L.000.001）

[8] 〈黃文陶寄廖日京明信片〉（「廖日京文物」編號002533）；黃文陶編. 1965. 中國歷代及東南亞各國祀孔儀禮考. 嘉義縣文獻委員會.

[9] 〈上原敬二寄廖日京書信〉（1965年4月4日、「廖日京文物」編號002562）

[10] 〈懷念中學生活〉（「廖日京文物」編號003007）

[11] 中譯為：海軍基地築堤作業一個月。

[12] 廖日京. 1994. 懷古滬尾. 自行出版. P27.

[13] 朝日新聞. 1984年12月27日.

[14] 淡水中學通訊54. 2006年1月. p20.

[15]〈樹木學（廖日京大學筆記）〉（「廖日京文物」編號004696）

[16]〈造林學各論（廖日京大學筆記）〉（「廖日京文物」編號003632）與〈造林學本論（廖日京大學筆記）〉（「廖日京文物」編號003633）

[17]〈林產製造No1（廖日京大學筆記）〉（「廖日京文物」編號002673）

[18] 沈清松. 2002. 對比、外推與交談. 五南出版, 臺北. p166 – 167.

[19] 阿部洋. 1978. 「対支文化事業」の成立過程. 日本の教育史学 21, p38 – 53.

[20] 〈７．北平大学農学院教授 周楨 昭和一〇年七月二三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B05015763300）

[21] 李達才 (1902-1959)，江西安福縣人。1918年赴日，就讀目白東京同文書院、第八高等學校，1929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農學部（林科專攻），任教於江西省農業專門學校、北平大學農學院、河南大學農學院，來臺後任教於臺灣省立農學院（現中興大學）。參見「２６．東大李達才内地見学旅行」（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B05015827100）；「１２．河北大学教授李達才外二名並ニ開封師範学校主任谷子寯」（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B05015768100）；王國瑞. 1991. 臺灣林業人物誌. 自行刊印. p160.

[22] 〈恆春與南仁山植物調查紀錄〉（「廖日京文物」編號000019）

[23] 劉棠瑞. 1987. 北村四郎博士八十高寿祝文. 植物分類・地理. p3 – 6.

[24] 參見北村四郎. 1962. 植物分類地理の三十年. 植物分類，地理 20: 1, p6; 鹿兒島大學總合研究博物館的植物標本室（KAG033690、141435）；児島勘次. 1934. 台湾の山. 梓書房, 東京. p11; 田川基二. 1935. 台湾産クジヤクシダの属の一新種. 植物分類，地理 4:2, p92 – 93.

[25] 〈三浦伊八郎寄廖日京書信〉（1970年2月1日、1970年3月31日）

[26] 〈上原敬二寄廖日京書信〉（1965年4月4日）

[27] 「臺灣大學歷年課表」（https://course.lib.ntu.edu.tw/?q=taxonomy/term/all）。1967年6月，大井次三郎結束在臺大的課程之後回到日本，發表了對於臺灣植物分類學期望之文章。參見大井次三郎. 1967.台湾の植物. 現代生物学大系 第6回月報. 中山書店. p1 – 2.

[28] 〈大井次三郎開課講義〉（「廖日京文物」編號2832）、〈廖日京筆記〉「廖日京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