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廖日京的自述中提過，自小對哲學十分感興趣，曾言「我在古跡砲台或高丘埔遊覽遠眺廣闊大海之寂寥寧靜，近聽沖擊海濱之駭浪巨音，思考人生獲得閒靜之自在自然生活」。廖日京喜歡「森林內之寧靜氣氛」，因回想佛陀在森林修行，陶冶心靈甚多。而在1990年獲「吳三連基金會自然科學獎」接受採訪時，提及了嘉義高中時期教師楊致福對他的鼓勵，因而後來選擇了臺大森林系作為第一志願，並在日後進入了植物分類學研究領域。

廖日京在自行刊印的《經歷、過去出版、採集植物標本》一書中敘述大學畢業時對樹木分類學產生興趣，畢業後經過考試及格，分派至林業試驗所墾丁公園與臺北植物園研究，五年後（1958年）轉職至臺大森林系，學習、教學並研究分類學。[29] 而在返回臺大森林系任教之後，廖日京自謙「絞盡腦汁也寫不出所以然來，索性到植物系旁聽，連續三年以一個講師、副教授之身，正襟危坐聆聽留過學學者講授和分類有關的新觀點」，他認為這是啟發他在分類學上研究觀念的關鍵期。[30] 也因此，他在《臺灣木本植物目錄》的序言中，除了感謝臺灣大學等大學森林相關學系以及林業試驗所等研究單位的前輩鼓勵之外，亦感謝了王仁禮、林渭訪、李惠林、耿煊、隸慕華 (Charles E. DeVol)、大井次三郎、水島正美及其妻水島うらら等學者。

作為一位植物分類學者，採集是研究的基本工作。關於自己所採集的標本，廖日京寫道「自民國53年開始正式採取植物標本，採集號碼加1萬」。1964年9月4日在「宜蘭芒芒山英士橋（牛鬥）」成了廖日京所採標本正式編號的開始，也就是第10001號。至於採集地，廖日京寫下其採集地點分佈在臺灣全島，東西、北南、平地以至於高海拔。其中，高海拔地點特別注明「民國57年11月16 – 18日登玉山山頂主峰3952公尺（17日）」[31] 。在廖日京的標本採集紀錄中，這是首次亦是唯一記載登玉山主峰的採集調查。而這次採集調查同行的是上述序言中所感謝的日籍植物學者水島正美夫婦。

在廖日京的紀錄中，1968年11月16 – 17日（東埔－排雲－玉山）以及12月8 – 15日（墾丁、恆春－知本－桃源紅葉、都蘭－天祥文山公園。以下「恆春－臺東－花蓮」）與水島夫婦一同進行採集調查。廖日京文物中均留有這兩次採集調查的照片及底片，並記載於廖日京的採集紀錄簿中。本文透過臺灣植物資訊整合查詢系統（以下TAI）、林業試驗所植物標本館（以下TAIF）與日本鹿兒島大學總合研究博物館的植物標本室（以下KAG）檢索系統等資料來源，搭配廖日京的手稿與發表的研究報告，藉由此兩趟採集調查及其後續研究紀錄，來看看廖日京當時的採集調查工作實況，以及身為植物分類學者的廖日京，從野外採集到研究發表的知識產出歷程。

1. 1968年來臺的水島正美夫婦
水島正美 (1925 – 1972)，東京大學理學博士，專攻石竹科植物，亦為早田氏小檗 (Berberis hayatana Mizushima) 的命名者。1958年東京都立大學新設牧野標本館之際，受推薦負責整理牧野標本，1960年任該大學理學部助理教授。1968年9月來臺，在臺大森林系任客座教授，開設「植物地理學」、「高級樹木學」等課程。水島正美之妻為水島うらら (1927 – 2010)，畢業於共立女子藥學專門學校，是蘚苔植物分類學者，共立藥科大學助教授。在廖日京所採集的標本上標籤，將水島うらら寫為水島麗。

2. 1968年11月的玉山之行
藉由臘葉標本標籤上的採集地，也就是16日的「東埔排雲」（採集編號10829）以及17日排雲玉山（採集編號10838 – 10854）的標籤，並比對照片以及廖日京所發表的研究，可以推測出此次「東埔－排雲－玉山」調查研究路線如下。
11.16：東埔－排雲
11.17：排雲－玉山
11.18：玉山－塔塔加－東埔
11.19：東埔－自忠

出發前，廖日京在臺大校園內拍攝了多張植栽照片，其中，在拍攝臺大校門口的蒲葵照片背面寫下「57.11.14.到嘉義前」[32] 。而上山前，廖日京的照片背面寫下11月16日「嘉義農試」及「可可椰子」、「棗椰子」、「香蕉」與「旅人木」等文字。然而，由相關資料來看，若廖日京一行在16日從嘉義出發，搭乘林鐵至阿里山至少三個小時，再加上阿里山至東埔段車程需花費2小時10分。而自東埔徒步至排雲山莊，廖日京在手稿中寫下東埔至排雲山莊11.82公里，[33] 據〈林景風寄廖日京書信〉[34] ，這段路程需花費6至7個小時。依此來看，或許廖日京一行人在15日即造訪了農試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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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無論是否在16日出發前曾至農試所，根據1966年任職於林務局的林景風寄給廖日京的書信，信中列了登玉山的三種行程。經過比對，廖日京一行應該是搭火車到阿里山後，轉東埔線（又名哆哆咖線）至東埔站，也就是終點站下車起徒步並沿路進行採集，也就是採用林景風信中的第三種行程。根據廖日京的標本採集紀錄簿，此行所採標本編號為10829至10854，16日在「東埔答々卡鞍部新高山登山口」採集的Juniperus formosana（刺柏、採集編號10829）是廖日京與水島夫婦此趟行程所採集的第一份標本，為此採集調查之旅拉開了序幕。該標本標籤上所書的採集地點指的該是現今位於塔塔加鞍部的玉山登山口。同16日採集的標本中，至少有三份標本的採集地在塔塔加鞍部（詳見文末附表）。再對照底片，影像為往排雲山莊沿途的林相，並有夢露斷崖、3,000公尺溫帶與寒帶分界牌、西峰下、冷杉林牌、大削壁等地標指示。並且，由植物分類學者許建昌與水島夫婦的合照，得知許建昌當時亦在玉山一帶[35] 。

排雲山莊住宿一晚後，翌日（17日）登上玉山，當日在排雲山莊採集了Abies kawakamii （臺灣冷杉），並拍攝香青、臺灣冷杉照片，在玉山亦拍攝了臺灣冷杉。下玉山後夜宿排雲山莊，回程途中，從排雲山莊至東埔車站間拍攝鐵杉（玉山－東埔間），在塔塔加鞍部拍臺灣雲杉照片，當晚夜宿文山大旅社[36] 。根據廖日京的照片，19日又至東埔與自忠，拍攝了臺灣雲杉，在阿里山拍攝神木，同一日回到了平地嘉義市，結束這趟採集之旅。

目前並無從得知為何廖日京選擇帶水島夫婦前往玉山。但從與水島正美熟識的大井次三郎亦曾在1933年登玉山主峰來看，或許大井鼓勵水島不妨一試吧！那年廖日京39歲，水島正美43歲，正是年輕力盛，從事調查研究的黃金時期。從廖日京文物中底片的影像中，可以看到當時登上玉山並非容易之事，水島正美亦於返日後在寄給廖日京的書信中寫道：「每天都會想起在臺灣的時光，甚是懷念。明年的秋天一定要再去臺灣，這次要好好預備禦寒物品。」[37] 指的該是這趟玉山之行的深刻體驗。

3. 1968年12月的「恆春－臺東－花蓮」行
這是水島夫婦在臺期間第二趟與廖日京一同的外出採集。根據廖日京採集紀錄簿，12月8日在墾丁公園採集的標本編號為10896，經查為Erycibe henryi（亨利氏伊立基藤），而9日在恆春半島所採的是Castanopsis formosana（臺灣苦櫧、採集編號10897）。廖日京這兩日拍攝了多張照片，包括了林投（鵝巒鼻）、大果貝殼杉、白花龍舌蘭、銀葉樹、酒瓶椰子（以上均在墾丁公園）等。

接下來12月10至11日來到了知本。廖日京這兩日的採集編號為10855 – 10875及10888 – 10893。經對照，廖日京照片中有知本瀑布、入山管制站與索道，推測廖日京一行12月10日的採集行程主要循知本林道，沿路進行採集，使用的交通工具為車輛。這路線可藉林務局網站的介紹得到印證，介紹中指出知本林道位於臺東縣卑南鄉，為該區主要運材林道，林道規劃總長度約為46公里，包含四段索道，實際開闢林道約23公里。林道起點為鎮樂路知本亞灣飯店上方約700公尺處路口，沿知本溪左岸山脈延伸進入臺東事業區林班地，林道2.15公里旁為知本瀑布，5.3公里原為已荒廢的入山管制站等，知本林道終點在27林班地。[38] 此外，若沿知本林道繼續延伸，可達屏東霧臺，這路線在早期是臺東大南社魯凱族與現今屏東縣霧臺鄉阿禮部落的狩獵及聯絡道路，自「臺東郡卑南庄」，沿知本溪北側跨越中央山脈知本主山與霧頭山間鞍部，再沿隘寮北溪南側經霧臺出山地門。1910年臺灣總督府為尋找適合的東西連絡道路，曾在這條路線上進行調查，當時負責植物及景觀調查的是總督府殖產局的川上瀧彌及佐佐木舜一。[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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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廖日京一行所採集標本的標籤來看，12月10日採集了Arenga engleri（山棕、採集編號10870），地點為知本26林班。而之後的主要採集地在土場。12月11日，根據標本標籤，採集地點寫為「臺東知本25km土場第26林班」或是「臺東知本第26林班土場」。目前可找到標本採集記錄的有採集編號10872、10873、10889、10891、10892、10893與10886等（詳見文末附表）。此外，由底片的影像來看，採集地點均在溪邊。

藉由標本標籤上所載的採集地得知12月12日從知本32林班出發至臺東桃源，途中在初鹿拍攝了苦楝照片。12月13日在都蘭海邊採集了兩份標本，分別為Ficus caulocarpa （大葉雀榕、採集編號10894）與Maytenus diversifolia （刺裸實、採集編號10895），並在臺東成功墳地拍攝了自日治時期以來在植物學者當中蔚為話題的臺東蘇鐵，並在都歷拍攝了刺桐。最後一日12月15日進入花蓮天祥採集，採集成果包括了Quercus tarokoensis （太魯閣櫟、採集編號10899、10901、10902）、Quercus glauca（青剛櫟、採集編號10903）以及Quercus glauca var. kuyuensis（谷園青剛櫟、採集編號10908）等。至此，長達8日的採集之旅告一段落。

4. 採集之後

（1） 標本的收存

承蒙您和郭先生的鼎力相助，小生的採集品都已平安地寄達。我將再一次進行乾燥以完全除去郵寄途中的濕氣，並收納入箱中。也請向費心付郵資的呂先生表達微薄的感謝之意。

上述為水島正美於1969年結束在臺灣客座課程後返回日本，數月後發給廖日京的書信內容。這兩次採集，特別在「恆春－臺東－花蓮」行程中出現了多張採集照片，照片中一袋一袋是採集的豐碩成果，那麼，這些採集的標本後來去了哪裡呢？

根據廖日京的採集紀錄簿，在「東埔－排雲－玉山」行程中共採集了25件標本，經過檢索，僅查到其中5件已數位化標本，包括了Juniperus formosana（刺柏、採集編號10829）、Elaeagnus glabra（藤胡頹子、採集編號10830）、Pieris japonica（臺灣馬醉木、採集編號10831）、Stranvaesia niitakayamebsis（玉山假沙梨、採集編號10832）、Abies kawakamii（臺灣冷杉、採集編號10838）等，這5件標本俱收存於KAG。而「恆春－臺東－花蓮」行程共採了56件，經檢索共得27件標本已數位化，其中TAI有4件、TAIF有1件，餘皆收於KAG（其中1件同時存在於TAI與KAG）（詳見文末附表）。此外，藉由可查詢到影像的標本來看，兩次行程由廖日京與水島所採標本均使用廖日京的標籤用紙，也就是臺大森林系的標籤。比較特別的一份標本是Utricularia striatula（圓葉挖耳草、12月15日採於天祥谷園），標籤上所記採集者為水島正美，使用日本仙台東北大學標本館 (Ex Herb. Tohoku Universitatis Sendaiensis) 的標籤用紙，而這份標本存於TAI。

除了已數位化可查詢到影像的標本之外，這兩次行程所採標本中，有11件後來成為了發表在廖日京的研究報告或是登載在兩版的《臺灣植物誌》上的引證標本。而這11件均為廖日京所專精的殼斗科（詳見文末附表）。由收存標本的標本館來看，除了TAI、TAIF、NTUF之外，廖日京所採集之標本多件收存於KAG。藉由KAG檢索系統，若以「廖日京」為採集者姓名查詢，目前已數位化且公開的共有627件。廖日京所採集的標本會存放在KAG，應是其與初島住彥[40] 在分類學上頻繁討論往來有關。有趣的是，不只水島，廖日京招待來臺日籍植物學者如大井次三郎與上原敬二等，一同所採標本均可見於KAG。關於廖日京將這些標本寄到鹿兒島大學的考量並無從得知，頗為耐人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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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植物分佈圖的繪製
在廖日京文物中，廖日京在1969年8月繪製了兩份玉山登山路線手稿 [41] 。日期雖是1969年，但是在與水島夫婦共同採集之後，根據廖日京《經歷、過去出版、採集植物標本》，廖日京沒有同樣行程的採集紀錄，可知這兩份手稿應是基於與水島夫婦共同採集之紀錄而作成。其中，編號3740的登玉山路線圖上詳列了沿途各分段的里程數以及所觀察的樹種分佈情形並記載了交通方式、入山需要與路況、住宿等資訊。編號4756的玉山登山路線，除了各分段的里程數與標高之外，廖日京並且繪製了阿里山（2270公尺）至玉山路途中的植物垂直分佈圖。

在廖日京文物編號003685的手稿中，圖上標註的日期是1969年12月16-20日，在廖日京《經歷、過去出版、採集植物標本》中寫下了該次行程為「12.16：第一索上」、「12.17：爬山」、「12.18：15km路」、「12.19：15km處」、「12.20：知本」。而路線則是知本林道的路線圖，與帶同水島夫婦的第二次採集路線中的知本林道段是一致的。

此外，廖日京文物編號000968手稿並未記錄日期，但在與水島夫婦的第二次採集當中，一行人曾在臺東的桃源、紅葉一帶進行採集，而照片與底片中亦有鹿鳴橋照片，在這手稿中廖日京列下了在34林班分佈的樹種，包括了華山松、二葉松、帝杉、臺灣杉、雲杉、紅檜，並記下「2100m」、「40m高」。另外，在31與32林班處寫下臺灣蘇鐵。

上述基於採集而繪製的手稿反映的是廖日京在當年，針對採集調查紀錄以圖面形式的表現方法，此種方法可提供後續研究者大範圍的觀察視野，藉此可了解林相的分佈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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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發表
1969年之後，基於上述二次採集的成果，廖日京進行後續鑑定後各按其種類引用在研究報告上。其陸續發表了〈臺灣石櫟屬樹木花果之形態學的研究〉[42] 、〈臺灣麻櫟屬樹木花果之形態學的研究（第一報）、（第二報）〉[43] 以及〈臺灣水青剛、板栗、苦櫧及淋漓等屬樹木花果之形態學的研究〉[44] 等，對植物作形態上的詳細描述與比較，並且附上繪圖。在這之後藉由一次次的採集，可供比較的標本亦逐漸累積，由上述報告之後的研究發表，可看出廖日京在研究方面累積的成果。

此外，在「恆春－臺東－花蓮」的採集調查中，廖日京亦發表了一新變種：Cyclobalanopsis glauca (Thunb.) Oerst. var. kuyuensis (Liao) Liao 谷園青剛櫟（採集編號10908、根據目前的分類，谷園青剛櫟是青剛櫟的同物異名）。這份由廖日京與水島所採的谷園青剛櫟標本，首度在〈臺灣麻櫟屬樹木花果之形態學的研究〉內引證。之後並經陸續的整理，1990年廖日京〈臺灣殼斗科植物學名之總訂正〉描述谷園青剛櫟「在花蓮天祥至谷園途中右側下山坡有之，在強烈陽光及缺水情況下，結實纍纍，堅果呈球形（與圓果青剛櫟相同），但其葉類似青剛櫟，惟葉質地有些不同。」[45]

（4）　知識的交流
經過兩趟同行採集，水島夫婦返日後與廖日京亦保持書信聯絡。廖日京與水島正美的書信往來，多為學術研究方面的討論，例如廖在發表了〈臺灣之桫欏科植物〉[46] 、〈臺灣麻櫟屬樹木花果之形態學的研究（第一、二報）〉後，水島正美於1970年12月31日來信，水島在讀了廖日京對於殼斗科與桫欏科的見解後，建議桫欏科可參考京（都）大（學）岩槻（邦男）君的研究。水島提到，岩槻氏雖還年輕（當時是植物分類學講座的助手），但將來會是擔負羊齒類學重責大任的人物。水島亦建議廖日京應參考中井氏（應為中井猛之進）在《植物研究雑誌》[47] 的文章中對於殼斗科カシ類及クリガシ類，以及中南半島至喜馬拉雅間的殼斗科物種與コナラ類之關係的見解。對於Quercus serrata的命名者標註、Q. myrsinifolia Blume（廖日京其他信件中所提）於臺灣的分布，以及日本產brevipetiolata分類群（應是指Q. glandulifera var. brevipetiolata）的區別，水島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也建議廖日京關於Quercus、Lithocarpus、Castanopsis等類群的研究，務必參考A. Carmus, Les Chènes (1936 – 38) 的Quercus與Les Chataîgniers (1929) 的Castanopsis allies。此外，水島提到研究臺灣樹木，就植物地理學（區系地理）角度來看，必須與近鄰地區作比較，也向廖日京推薦了數本相關參考書籍如：Flora Hongkongensis (Bentham)、Flora of Kwangtung & Hongkong (Dunn & Tutcher)、Indian Trees、Flore générale de l'Indo-Chine (Lecomte ed.), Merrill 的Enumeration of Philippine Flowering Plants (1 – 4) 以及《日本植物誌》（大井）、Handel-Mazzetti 的 Symbolae Sinicae等。信中最後，水島向廖日京建議了一句：「物種發表最好要有完整枝條的照片（腊葉標本的）。」水島在信中敘述了當時日本的研究現狀並提供參考資訊，由此一窺在資訊流通尚未發達的1970年代初期，學者之間的互通有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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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故事的繼續
除了學術上的討論，廖日京亦常在書信中談到近況。據水島うらら於1970年7月2日所發的書信，廖日京提到進入深山遇見蛇，所幸沒遭蛇咬，只遺憾沒能拍下照片。[48] 水島うらら回覆「一旦天氣變熱，蛇和蟲變多，登山亦危險」來看，指的該是廖日京在1970年6月「花蓮、文山、大禹嶺」的調查研究之行。此外，廖日京亦提到了索道，或許因為廖日京與水島夫婦的採集調查中，一行人曾親臨索道現場（圖 21），其險象環生的震驚讓水島うらら有感而發吧！水島うらら在信中寫道，關於搭乘索道，雖然廖日京個性謹慎，所以應該沒什麼問題，但是畢竟還有家人，希望廖還是不要做危險的事。[49] 廖日京與水島うらら的書信往返，可以看到野外採集調查人員之間彼此的關懷叮嚀。

廖日京在小細節上的用心總是令人感到溫暖，水島正美在1970年12月給廖日京的書信中寫到收到廖日京寄來「令人懷念的阿里山到玉山的風景明信片和徽章，還有龍眼和愛玉的種子」。[50] 水島正美在1972年因癌症過世，之後，水島うらら與廖日京仍有書信往返，水島うらら對於臺灣，「想念臺灣湛藍的天空和熱帶植物的美麗花朵。在臺東縣目睹了仔鴨遭車禍，雞和鴨的賠償價錢不同真是有趣。甘蔗、海棗 (Phoenix dactylifera)，海令人印象深刻，實在是自然美景。又想再去臺灣了。」[51] 廖日京曾在1981年赴日本研究，在啟程前預備之時，水島うらら寫了一封用了六張信紙的長信給廖日京，內容均是在日本食衣住行的安排與考量，其中，水島うらら仍未忘記1968年的臺灣，「我剛從臺灣回日本時，苦於日本的中華料理味道太重。臺灣的清淡好吃。在臺灣普通店家的中華料理，像大學前的，都比日本的名店好吃。」[52] 廖日京與水島家往來密切，也因此，當廖日京的妻子鄭香在病中，甚至過世時，水島うらら均親切來信問候與慰問。而廖日京在日本研究期間使用的通訊地址是水島家在東京都府中市的地址。

在筆者於2023年1月12日的嘉義訪查中，上池醫院舊址已成數棟樓房建築，因而只能站在人聲雜沓的街道上，想像廖日京成長於座落在繁華市街中別有洞天的大宅院。廖日京有著不同於一般臺灣人的富裕生活環境。而黃文陶這般飽讀詩書、具傳統儒家文化教養的仕紳給了廖日京良好的身教，造就了廖日京淡泊名利卻有餘裕氣度的性格。這樣的性格反映在廖日京的待人接物與研究態度之上。

從上原敬二書信提到的劉棠瑞，經過抽絲剝繭得知廖日京與日籍植物學者往來交流的契機，及廖日京所接受的大學教育包含了近代中國教育中的「日本知識」。此外，藉由廖日京接待水島正美夫婦，並一同進行採集調查的事例，可觀察廖日京在植物分類學研究上知識累積的面向，知識的產出並非止於研究發表，與水島正美的通信使廖日京得以知曉當代日本植物學界研究的成果，而這些往返的交流討論亦具體地反映在廖日京日後的研究報告中。由廖日京繪製的手稿以及研究報告中的詳細描述均可看出廖日京在治學上謹慎並細心的性格。並且，廖日京的親切接待使得水島夫婦在臺灣不僅走過傳說中前輩學者在臺灣的採集足跡，更與廖日京結為好友。相信這對廖日京、對水島夫婦而言均是一生不可磨滅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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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 採集者、標本學名（含中名）及地點均保留手寫標本標籤上的原始紀載及使用格式

註2. 日期及行程是根據廖日京《經歷、過去出版、採集植物標本》、廖日京文物中的照片，以及標本上的標籤整理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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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廖日京. 2006. 經歷、過去出版、採集植物標本. pⅠ.

[30] 〈廖日京 走入森林學習虛心〉（大成報、1990年11月）

[31] 廖日京. 2006. 經歷、過去出版、採集植物標本. pⅢ.

[32] 「廖日京文物」編號3326

[33] 〈玉山登山路線〉（「廖日京文物」編號3740）。排雲山莊所在地為日治時期的新高山下駐在所，為一木造山莊，戰前由日警負責警備並兼登山事宜，戰後由臺灣省農林廳林務局接管，1967年重建為石造與泥塊混合平房，之後2003年1月1日起排雲山莊由玉山國家管理處接管，由於設備與空間漸趨不足，2009年推動排雲山莊整建計畫，並於2013年7月完工。參見https://npda.cpami.gov.tw/tab8/web8_page2.php?park=B&ct=521&page=13

[34] 「廖日京文物」編號3702

[35] 經TAI查詢系統，由採集標本得知同時間點許建昌亦在玉山一帶採集。

[36] 廖日京所留此趟行程的底片中，回程途中有一文山大旅社的影像，由隔壁玉山軒食品店（已歇業，其地址為現民宿）的工商登記地址可知，文山大旅社位於阿里山車站附近。

[37] 〈水島正美寄廖日京書信〉（1969年5月10日）

[38] https://www.forest.gov.tw/0003348

[39] 參見http://tcmb.digital.ntu.edu.tw/memory/flora108/1-1.html

[40] 初島住彥 (1906-2008)，植物分類學者。生於日本九州島原半島，經鹿兒島高等農林專門學校，1928年入九州帝國大學農學部林學科，畢業後任助手、講師，1942年助教授。1942年以陸軍司政官身份在印尼茂物植物園進行木本植物分類學研究，當時的植物園長為中井猛之進，金平亮三為博物館長，大井次三郎為其同僚。日本敗戰後，1946年九州大學農學部附屬演習林業務囑託，1947年九大農學部講師，1948年鹿兒島農林專門學校教授，1950鹿兒島大學教授。1972年退休，4月起任琉球大學理工學部教授，75年退休。對日本的南九州及西南諸島地區的大學教育與研究發展有很大的貢獻，且自大學退休後，致力於解明該地區的植物相。著有《琉球植物誌》、《日本の樹木》、《九州植物目録》等。參見堀田満〈初島住彦先生のなされたこと〉《植物研究雑誌》83：5（2008年10月）。初島住彥與廖日京有相當頻繁的書信往來，書信內容主要為植物鑑定的相關討論。

[41] 廖日京文物編號3740、4756。

[42] 廖日京. 1969. 國立臺灣大學農學院實驗林研究報告 10: 2.

[43] 廖日京. 1970. 國立臺灣大學農學院實驗林研究報告 11: 2.

[44] 廖日京. 1971. 國立臺灣大學農學院研究報告 12: 2.

[45] 廖日京. 1990. 臺灣殼斗科植物學名之總訂正. 國立臺灣大學農學院實驗林研究報告 4: 1, p108.

[46] 廖日京. 1969. 臺灣之桫欏科植物. 國立臺灣大學農學院研究報告 10: 2.

[47] 應是指15卷4、5號 (1939)

[48] 〈水島うらら寄廖日京書信〉（1970年7月2日）

[49] 〈水島うらら寄廖日京書信〉（1970年7月2日）

[50] 〈水島正美寄廖日京書信〉（1970年12月12日）

[51] 〈水島うらら寄廖日京書信〉（1973年11月2日）

[52] 〈水島うらら寄廖日京書信〉（「廖日京文物」編號000869、推測約為198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