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代的臺灣，是大日本帝國殖民統治下的一座島，當時島上正值民族運動興起的時期，基於大日本帝國的歧視與壓制，從中激發起熱烈的民族情感。臺灣民族運動，據葉榮鐘言，「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臺灣文化協會與《臺灣青年》雜誌是臺灣非武裝運動的三大主力。」（葉榮鐘：《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下（臺中：晨星出版，2000.08），頁327。）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是政治性的，臺灣文化協會與《臺灣青年》雜誌則是兼有文化啟蒙與政治性質的重要角色。讓我們一同去認識，1920年代的臺灣島上，是如何走出這一段，熱烈、勃發的臺灣文化啟蒙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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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20年，一群醫專學生，以啟發臺灣文化為目的組成一個團體的念頭就開始萌芽，包括石錫勳、甘文芳、張梗、林麗明、丁瑞魚、吳海水等醫專生們，因為校內日本學生的優越與臺日學生的不公平待遇，導致這些臺籍醫專生不滿，進而啟發了他們成立文化運動組織的想法，後來更與蔣渭水、林獻堂、蔡培火等人搭上線。
　　1921年7月開始，蔣渭水、林獻堂為臺灣文化協會的組織、章程到處奔走，同年10月17日，於大稻埕靜修女學校正式創立臺灣文化協會，舉辦創立總會，推舉議長、協理等幹部，並通過協會章程草案。
　　臺灣文化協會創立後，舉辦各式活動，像是發行會報、各式主題講演、夏季學校、演劇等，旨在推動臺灣文化啟蒙，同時據日本警察的紀錄，認為文協是在煽動民眾的反日意識，也因此備受監視，時常因為集會內容被警察命令解散與禁止。
　　越是被禁止的東西，就越是吸引人。文化協會的多樣活動，襲捲整個臺灣，產生相當遠大的影響，成功喚起了臺灣的民族意識，得到海內外學生青年的響應，思想上，也達到啟蒙的效果，像是醫藥衛生問題、民間信仰迷信現象等，當然無法完全根除，但也起到破除迷思的效果，而後，更成為激發臺灣農工運動與鬥爭團體、左翼運動團體等興起的契機。
　　當時文協重要分子有宜蘭蔣渭水、石煥長，臺北連溫卿，臺中林獻堂、鄭松筠，彰化王敏川、石錫勳，臺南蔡培火、陳逢源，跨越北中南，在島上遍地開花。舉例來說，臺灣各地都有相當興盛的文化講演會，嘉義就時常舉行文化講演活動，主持人與演講人皆為文協嘉義支部的核心人物，有王甘棠、吳春霖、吳文龍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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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稱，民眾對東京歸來的留學生特別有好感，可能是因為個個都是年輕英俊的白面書生，穿著大學制服，外表使人有清新感覺。其實他們的話語並不流暢，臺灣話還帶著濃厚的日語調，雖刺耳卻予人新鮮的感覺。（李昭容：《文化的先行者：嘉義文協青年的運動與實踐》（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20.08），頁29-30。）

　　這些文化講演的另一個目的，在於對抗日本警察權威體制，當時警察被賦予極高的權力，記得賴和〈一桿「秤仔」〉中，將秦得參逼上絕路的警察角色嗎？當時警察地位極高，對百姓而言是威權恐懼的存在。然而，這些引人關注的演講者們，即使因為講演內容被警察監視、取締、禁止，依然不改其志，甚至展開了講演戰，就是被解散就隔天再來，這對長期受警察壓迫的百姓而言，起到相當大的鼓舞作用。

　　民國十四年的冬天，北警察署對講座的取締太酷，使主持人蔣渭水大光其火。故意使王敏川每晚在講壇上坐著講《論語》，一連講了一個多月，一般聽眾心裡明白，知道這是和警察鬥法，所以他們雖在淒風冷雨的寒夜裡，也會準時捧場無誤。(葉榮鐘：《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下，頁349。)

　　文協舉辦的文化講演會，在1923-1926年間，高達三百多次，已然形成風氣流行於各地，一方面促進了文化與社會的進步，另一方面，則在島上種下了民族自決的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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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一群留學東京的窮學生提議以創辦雜誌，用來做為臺灣民族運動的機構，由同樣艱難、事業不順的蔡惠如所提供的微薄資金開始，靠著林獻堂、辜顯榮等人的樂捐，7月16日得以發行《臺灣青年》創刊號。
　　《臺灣青年》創刊之時，正值國際上民族自決思潮興起，當時日本平和協會因為朝鮮獨立運動的影響，提倡調整對殖民地的態度，且因為發行人與平和協會幹事有點關係，有關係就沒關係，所以日方對《臺灣青年》還是相對愛護的。然而，《臺灣青年》明顯是這些海外留學生發起的宣傳戰，內容上因為提倡臺灣議會設置運動，或是批判日本對臺政策，也時常遭查禁。其社告即言：「竊願作島民言諭之先聲焉」，可見這些海外留學生，對於臺灣所抱持的強烈民族情感，亦因此期許促進臺灣文化與社會的進步。
　　內容上和漢文各半，和文部向開明的日本學者和政治家邀稿，主題多樣豐富，極具時事批判性，漢文部則有蔡培火、林呈祿、羅萬俥等人主導，文章內容往往對於臺灣文化、社會、政治等方面進行評論，以求臺灣文化社會的整體發展與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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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林呈祿關於臺灣自治與六三法的文章，就明確指出臺灣自治與法源的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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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獻堂亦有關於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文章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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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主題文章，以前文提到的王敏川為例，有涉及女子教育、臺灣教育問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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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敏川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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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4月，為了讓雜誌長遠經營，也為了擴大雜誌的影響層面，募款成立股份公司，《臺灣青年》更名為《臺灣》。在這個時期（《臺灣青年》與《臺灣》），還是以海外留學生或僑胞為主要受眾，畢竟在海外發行，輸入臺灣需要經過嚴格審查，往往留下被審查過的痕跡，或者直接被查禁。

《臺灣青年》與《臺灣》，因內容偏向理論性，時事報導相對有限，且發行地點在海外，對臺灣人民的影響並不太大。1923年4月開始，將漢文部獨立為《臺灣民報》，《臺灣》於1924年5月10日發行5年2號後停刊，而後專營《臺灣民報》，也要到這個時候，才真正發揮對臺灣民眾啟蒙的作用。

明治大學教授泉哲在《臺灣青年》第1卷第1號〈臺灣島民に告ぐ〉一文中，提出日本政府對臺灣進行了資源的掠奪，但臺灣人應自覺為自己的文化負起責任。蔡培火則延續了泉哲的概念，在《臺灣青年》第1卷第4號〈我島と我等〉一文，更完整的提出了提出屬於臺灣人的臺灣這個概念。
不論是島上的臺灣文化協會，或是海外的《臺灣青年》雜誌，都在1920年代的臺灣，掀起了民族認同的浪潮，文化的責任不可推卸，臺灣人的意識亦無法抹滅，處在殖民母國的剝削與高壓之下，當時的人們在一片荒蕪中，肩負起身為臺灣人的重擔，走出了屬於臺灣人的一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