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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持續了大約十年的酒家女生涯的汙穢，一部分已因開始種花而洗掉了，其餘的似乎也被這僅僅舉行十天的廣播體操洗得乾乾淨淨啦。最重要的是，我第一次體會到勞動的愉快。」




猜猜看這段日治時期雜誌中小說主角呼喊勞動萬歲是為了？

1、宣揚當代勞動政策的美好。

2、諷當代刺勞動政策的虛幻。




多告訴你一些資訊，這是楊逵1942年發表於黃宗葵創辦《臺灣藝術》第3卷第11號的〈芽萌ゆる〉（萌芽），楊逵藉誇張的心理轉變暗示政策的荒謬，但若將此段文字解讀成正確的政策將人們導向康莊大道卻也不為過。同文卻能各自表述的狀況，多出現於有單一威權意識形態的社會，但人們不願放棄多元發聲的機會，採用暗喻或模擬兩可的方式，一方面期待有心人的理解、另一方面也能逃過威權的審核。配合報章雜誌的即時性，若你仔細閱讀藏在文字中的細節，會發現作家書寫的議題和當代社會有深刻連結，在威權下文人們以輕薄的雜誌疊起臺灣文學和文化的厚度。




1985年日治前期官方多派有漢文學素養的官員來臺治理，傳達臺日同根之理念，當時日本對臺灣本土文學並無特別對策。1915年實行「內地延長主義」時，在不過於壓制臺灣傳統文學下積極宣導日本文學，採取同化政策，此時期不僅有各式日本文人創立的詩刊、雜誌外，還有1920年臺灣東京留學生發行討論國際思潮的《臺灣青年》、宗旨為維持臺灣傳統文學的《風月》系列、西川滿記錄臺灣當代風土慣習的《媽祖》、張星建強調不主張任何路線，只希望能讓全臺作家有個共同創作平臺的《臺灣文藝》、楊逵脫離《臺灣文藝》後所創辦偏左翼思想的《臺灣新文學》等。可知此時期雜誌內容多元、主題各異，大家都把希望傳達的理念放於其中，但若立場過於反動還是會被查禁，例如1931年由臺灣文藝作家協會別所孝二編輯發刊的《臺灣文學》，由於內容大量批判當代政策而遭禁。直到1937年日本政府推動「皇民化運動」，在語言和題材上大增限制，像是廢除漢文專欄、推行皇民奉公會等，讓不論立場的雜誌都需要協助宣揚官方政策，文人更是被賦予「以筆從戎」的使命，在此種威權之下，作家只能把心思藏在文字中。使其流動於讀者思維中，也因此得以保存於後代，不被查禁或銷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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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為宣揚愛國（日本）精神，官方採取軟硬兼施的態度盼能整合文學界的力量，但過程並不順遂，曾發生過好幾次文壇「械鬥」事件 ，文人以筆交戰 討論語言用詞、文學主題、日臺意識等議題，其中以「糞寫實主義事件」論戰最具代表性。當時西川滿因不滿文學獎評審工藤好美對張文環寫實主義的創作多為讚美，而於《文藝臺灣》第6卷第1號提出臺灣文壇界現在流行的寫實主義為「糞寫實主義」，作品像糞一樣，對社會發展毫無用途，應多創作能報國之「皇民文學」；隨即楊逵以筆名伊東亮在《臺灣文學》第3卷第3號上發表〈糞リアリズムの擁護〉反擊，藉由宣揚「糞」的好處來為臺灣寫實主義辯駁。



窺見當代雜誌上的文學、意識形態與文化之間的角力。日治後期，日本政府推行「大東亞共榮圈」，為遂行其帝國主義野心，同時為防止越來越多異議的聲音，在1943年官方主辦的「臺灣決戰文學會議」上，西川滿提議將雜誌奉獻給國家與戰爭，展現愛國精神，讓與會的臺灣文人張星建、張文環等人騎虎難下，於是1944 年《文藝臺灣》與《臺灣文學》停刊並合流為皇民奉公會主導的《臺灣文藝》，雜誌正式進入一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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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報章雜誌如雨後春筍，直到二二八事件，國民政府意識到輿論壓力、省籍問題造成社會動盪並危及政權時，開始形塑強人統治的威權社會體系，在1949年頒布〈戒嚴令〉、1950年頒發〈臺灣省戒嚴期間新聞雜誌圖書管制辦法〉，開始管制出版，只要由官方認定為「混淆視聽」、「危害社會」之刊物都會被查禁。此時期出版需要執照、內容須經官方審核，還有查緝小組到各地檢查是否有偷印或販賣禁書，在如此嚴密的天羅地網之下，卻還是有許多反威權思想的雜誌誕生，顯示著短時間內臺灣人面對不同威權統治下的混亂與認同危機，社會需要大量且多元的刺激來尋找身分認同，例如1949年發行，立場原為擁護蔣介石的《自由中國》因感受到政府體制逐漸僵化，轉而批評當代政策，最後被查禁、創辦人雷震依叛亂罪關押十年。而後還有提倡政治改革的《大學雜誌》、引進西方思潮的《文星》、左翼思想的《夏潮》、黨外雜誌《美麗島》等。此時越是禁止就越禁不住，例如鄭南榕創辦的「自由時代雜誌社」，因被查禁，前後換過20幾張執照與雜誌名。照理說，被查禁的刊物應全數銷毀，且若被官方認定出版或閱讀思想不正確之刊物還可能丟掉性命，因此這些刊物只藏於部分人手中，也因為有這些藏書家才得以讓現今的我們了解這段「異議分子」的歷史。目前所知除了國立臺灣文學館、國家圖書館等官方機構有典藏外，私人藏家張良澤教授（以下簡稱張良澤）也收存一批從日治到當代、從官方到黨外的珍貴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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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良澤為臺灣文學史研究者，也為臺灣文學史料的重要收藏家。會成為藏書家與他的生命歷程和威權壓迫有深刻的因緣關係。1939年出生的張良澤從高中時代即編撰班刊與投稿報章雜誌，1957年以〈喜劇〉登上《公論報》副刊，此後與文學結下不解之緣。爾後不僅於《臺灣文藝》、《夏潮》、《大學雜誌》等雜誌發表，也於成大任教期間與鍾理和、楊逵、鍾肇政等文學先行者開始接觸，協助編撰文稿、參與相關藝文組織。也因和文學家前輩相處時接觸到大量日治時期期刊，從中發現重要性，始至開始收藏，不僅常跑舊書攤收購，更於《臺灣文藝》登出收書啟示。



除了文學史外，張良澤也十分關注當代文學與社會關係。1972年張良澤於成大中國文學系任教期間，不僅在課堂上教授中國文學和日治時期臺灣文學，其在校外開的舊書店也成了交流禁書之地，因此成為當局監控的異議分子。因受政治壓迫，張良澤於1978年離開臺灣，赴日教書。在日本期間，不僅持續關心臺灣當代文壇動向，也繼續找尋相關史料、拜訪多位日治時期引領臺灣文壇的日本文人，例如西川滿、池田敏雄等人，收集到大量一手資料和相關藏書。因此張良澤的收藏從臺灣到日本文人，時間橫跨日治到當代，代表無數文人之意念與社會意識的流轉。



在言論自由、思想多元的現代，我們難以體會受威權壓迫的恐懼，但藉由被保存下來的雜誌與文獻，我們得以較全面性的了解當代社會狀態，文人們如何各自表述，為當代社會帶來多樣化的思想刺激。因此妥善保存、深入研究與萃取出藏在雜誌中的文學重量和文化意識，並藉由再現或轉譯給更多大眾認識，是延續文化與歷史十分重要的一環。














備註：

1.〈芽萌ゆる〉（萌芽）一文翻譯出處：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 第五卷•小說（Ц）》（臺南：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1999）。

2.1931年出版之《臺灣文學》記載出處：柳書琴主編，《日治時期台灣現代文學辭典》（新北市：聯經，2019），頁410-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