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於雲南的李連春，全家人於民國39年逃難至緬甸，當時他年僅19歲。由於年紀太輕工作機會不多，於是參加雲南反共救國軍，也稱為游擊隊。民國40年開始上戰場，一路從緬甸打到中國大陸。民國47年共產黨利用人海戰術的優勢，游擊隊吃盡苦頭，在經歷各個大小戰役後，於民國50年隨軍隊來臺。來臺後持續於軍中服務，退伍後到工廠上班直至退休，他感謝太太為家庭的付出，才讓他與孩子能有今日的生活。

鍾德明民國57年出生，目前擔任社區發展協會的理事長。在眷村長大的他，想起小時候的生活環境雖然困苦，但與現在的孩子相比，心境上卻是相對滿足。於軍中服役滿二十年後退伍，帶著父母的期望，他回到雲南佤族家鄉尋根，卻感慨於母語文化到他這輩已漸漸流失，回臺後全心投入社區的發展，傳承老一代的傳統技藝與雲南特殊文化。在他任內，除了盡力行銷社區之外，更希望透過舉辦活動，將先祖的智慧傳承給後生晚輩。

生於民國25年的趙金英，小時候因為家中是當地地主，家境優渥，不料當時卻慘遭共產黨佔領，一家人為了躲避鬥爭而選擇逃到緬甸。父輩組織游擊隊，年紀還小的她因此成了緬甸的流亡學生，之後在經過父親的慎重考量下，年輕稚嫩的她也一併被拉進了游擊隊裡。在一次的緬甸政府追擊下，讓他們一家人分散各地，她也因此開始隨著部隊移動，之後進到政工幹校受訓。民國43年，還未畢業便遇上戰事，當時編列第九師政工隊的她，於民國50年隨軍隊撤退到臺灣。人生地不熟下，獨自一人在臺生活，艱苦的環境讓她選擇以輔導就業的方案退伍，並靠著縫紉的專長賺錢度日。除縫紉外，她也在村莊中的補習班擔任輔導工作，並在地方創辦的托兒所內幫忙直至退休。

身為雲南反共救國軍第二代的梁宏才，民國39年於雲南出生。他的童年在戰火中渡過，由於父親是副師長，因此他也就跟著部隊四處搬家。民國50年來臺後，當時的居住環境惡劣，不僅住在河床地上，還必須過著沒水沒電的日子，生活十分困苦。初中尚未畢業，梁宏才就下定決心進入士校就讀，以減輕家中負擔。現在兒女都已長大，自己則在村子裡進行文物資料的保存。

鍾志大出生於雲南，當時因為共產黨打到家鄉，經過省政府受訓分派他們到糧食局工作。在四年多的困苦日子裡，他毅然決定轉作自耕農，沒想到竟在第二年開始時，被限制不准收割。在對共產黨的壓榨忍無可忍下，便逃往緬甸生活，並加入游擊部隊。在一次的戰役中，他們因為承受不住緬軍與共軍的合力夾擊，於是撤退來到臺灣。回想剛來臺初期，生活很是辛苦，甚至須大老遠跑到山上挑柴，解決飲用水也是一大問題，但回想起曾經歷過的那段無情戰火，來臺後的安居樂業讓他很是感激。

民國50年譚正高隨著政府來臺，參與了高雄農場的開墾工作。當時每戶配給兩分地、一套農具，每小組再分有兩頭公牛、一頭母牛從事農墾工作。民國77年後，政府實施土地放領私有制，慢慢地很多人選擇將土地變賣後，再到外地工作，導致留在地方從事勞動的人口越來越少。隨著老年長輩的凋零，與地方青年外移到都市工作，看著村裡勞動人口越來越少，在感嘆過往的文史可能消失之際，他也希望政府能適當給予地方幫忙，協助保存這些文化。

出生在中國雲南的鄉下，張傳忠在民國38年參加部隊，當時父母與胞弟都已經不在人世。民國40年向大陸進攻，卻因為補給方面接濟不上，而被迫退到滇緬一帶。在滇緬一帶經歷了大小艱困戰事，直到民國49年才來到臺灣，先是靠著聯合國的物資度日，後來則以打零工維生。

民國26年，何德民出生於中國雲南，在中國共產黨佔領家鄉後改制，原先居住的地名也已不復在。幼時的家境尚好，有四個媽媽的他，家中人丁興旺兄弟姊妹成群，但後來也只有他隻身來到臺灣。民國79年曾回到中國家鄉探親，只是景物依舊，人事卻早已全非，為盡最後的一點孝道，他將父母安葬的墓地改遷合葬。過去他曾在特種部隊服役10多年時間，也曾調往金門服務5年，儘管當時僅領有80塊的軍旅費，但辛苦的軍旅生活也豐富他的人生。

民國47年時，鍾學文因為受不了中共實施人民公社制度，因此逃到緬甸參加游擊部隊。當時打仗的環境很苦，有時三、五天還吃不到一頓飯。民國49年游擊部隊逃往泰國與寮國的邊界駐紮，民國50年又奉命撤退到臺灣。因為家中人口眾多，本想繼續留營，但聽取國防部的建議選擇退伍。來臺後生活環境很差，居住地只能靠人工開墾、整平，三年的開墾輔導期間，雖享有軍中同等待遇，但輔導過後，隨即遭遇耕地難以種植的困難。

洪樹勳出生7個月時罹患小兒麻痺症，在父母無微不至的照顧下，總能以樂觀的態度面對任何事情。不愛讀書的他，大學聯考連連碰壁，考了三次才考上，之後一路唸到博士畢業，並於大學任教。一路上他充滿感謝，除了父母的支持，更感謝社會給他機會，深信世界上大部分都是富有正義感的好人。後來因為受到蔣小姐的感召，到福利機構貢獻所學，他認為人人都會得到社會的資源，因此也應該把獲得的資源，再回饋貢獻給社會。